我家住房变迁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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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住的两间破旧的老祖屋

　　我家1977年建成的两间瓦房，其中右边一间是我的婚房

　　我家现在居住的三层楼房一角

　　7月23日，我再次返回老家东山县前楼镇岱南村，看着早已倒塌的老祖屋和40多年前结婚时的瓦房，抚今追昔，无比感慨。下面我讲述家庭住房4次变迁的故事，从一个侧面来反映、见证农民生活面貌的巨变，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东山岛农村群众住房变化的一个缩影。

　　全家三代11口人与牲畜同睡

　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与全村大多数人一样，我家三代11口人挤在两间低矮昏暗、建筑面积40多平方米的破旧老祖屋里。屋顶多处岀现裂缝，“下雨叮咚声，日岀鸡蛋影”。晚上要把白天放在村外的2头猪、10多只鸭鹅关在房里。家中大小便只靠两只木桶，人粪尿与猪、鸭、鹅形成的臭味冲天，加上牲畜的打闹叫声，实在难以入眠。好在我白天干活太累，晚上躺下蒙头便睡。当时，听祖父唠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有鸟无窝”(有人无房住)，无可奈何。

　　新加坡亲人帮助我建婚房

　　1973年至1977年，我在岱南大队担任文书、广播员、统计员等职，大队部是一幢二层旧楼房，广播室成了我和大队通讯员的宿舍，一住就是5年。我24岁时，祖父忙着为我筹建婚房。他设法向岱南大队申请到一块建房用的地皮，父母亲起早摸黑划小船到海底挖洗埋在几米深的贝壳，以备烧成壳灰拌泥土用于砌墙建房。可是，一天三餐番薯汤都吃不饱，哪有钱盖房子？祖父只好写信向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逃荒移居新加坡的二胞弟谢连花、三胞弟谢连春、二弟妇林亚梗求助。他们来信说，因子女多拖累，日子也不好过，碍于大哥开口了，兄弟和弟妇3人便凑了30元新加坡币兑换成150元人民币寄来，家里又找亲戚朋友借一点钱。而我则找大队分管林业的干部批准购买25根木麻黄树当屋梁。经一番筹备，我家于1977年初动工建房。为了节省工钱，除请3位泥水匠外，挖地基、抬石头、烧壳灰搅泥土等全靠一家人日夜辛勤劳作。经8个多月的施工，终于建成两间建筑面积共60多平方米的瓦房，当年11月家里为我办了婚事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三次修建新楼房

　　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2月，我正式调到东山县委报道组工作。为了改变家里人多住房少的困境，我家积极发展芦笋种植业和养猪业，平时省吃俭用，筹备扩建新房屋。当时木材是国家计划供应物资，我几次向县计委申请，购买到20多根杉木，后又购买30多根间伐的木麻黄树，还到本县古港村采石场购买50多条石板材。经过5年多时间的筹备，1986年初动工，拆除1977年建的一层瓦房，扩建成建筑面积130多平方米二层楼房，其中一间成为弟弟谢汉生的婚房。当时，虽然住房比以前宽敞，但由于资金不足，二层为木板结构，整幢房子没有配套卫生间，还是一个房间放一个木桶当作“马桶”。

　　1995年，由于我和弟弟分家，干脆将1986年建的整幢二层楼房让给弟弟，属于我的一半弟弟折价补贴我一些钱。我利用老婆打工和种植芦笋的钱，加上台湾伯父谢安贵和新加坡二婆林亚梗返乡探亲送我的一部分钱，再向朋友借了3万元，于1996年共投入25万多元在村里建成一座钢筋水泥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房，建筑面积120多平方米，每层房间都配套一个卫生间。伯父谢安贵1950年5月初被国民党抓兵去台湾，一直未婚，1997年返乡定居，住在这幢二层楼房，感到心情舒畅。他看到村里人不断盖起新楼房，对家乡变化赞不绝口。

　　到了新世纪的2005年，靠全家人平时生活节俭、国家征用农村土地赔偿款、我的住房公积金和从台湾返乡伯父的资助等，我共花35万元在西埔中学附近建成一幢三层楼房，占地面积120多平方米。2014年，在岱南村的弟弟也将1986年建的、因墙体裂开和木材被害虫腐蚀成了危房的二层楼拆掉，花了46万元建成一幢三层楼房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特别是近十年来，岱南村村民依靠打工和发展水产养殖业、种植芦笋名优水果等，家家致富，户户建新厝。目前，岱南村近1200个农户，96%盖了三四层新楼房，都是钢筋水泥混凝土结构。还有不少人上县城买了商品房，买了小轿车。

　　我的住房经历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是改革开放发展的一个缩影。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，我的家庭住房不会有多次变迁的历程。

　　☉谢汉杰文/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