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一)少年求学
少年陈淳生性恬静内秀，志趣高远。虽家境贫寒，但他聪明好学，潜心经史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。然而，当时的南宋政权已是风雨飘摇，摇摇欲坠。就在这时，对陈淳的求学方向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个人出现了。他就是南宋乾元二年(1166年)的进士，漳州人林宗臣。林宗臣是一位善于发现、品评、鉴别人才的人，他对陈淳的才情非常看好，但对其立志走科举之路不以为然，他认为科举之路不是圣贤所应该从事的事业，并把一部朱熹、吕祖谦合撰的理学著作《近思录》送给陈淳。后来，陈淳细细研读了《近思录》，不知不觉沉浸书中，完全接受其思想体系，对周敦颐、程灏、朱熹等理学宗师十分敬仰。他在《初见晦庵先生书》中说道：“年至二十有二矣，始得先生所集就《近思录》读之，始知濂溪(周敦颐)、有明道(程灏)、有伊川(程颐)，为近世大儒，而于今有先生，然犹未祥也……”
意思是说，我到了今年二十二岁，才读到先生的《近思录》，才知道周敦颐、程灏、程颐为近世大儒，先生为当代大儒。只是我对理学的许多奥妙还不太理解呀！表达了他渴望得到朱熹指导的心情。
(二)朱熹临漳
说起陈淳，人们都会联想起一位影响了他一生的人，这个人就是陈淳的授业恩师——朱熹。朱熹(1130年—1200年)是我国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，一代理学宗师，字元晦，号晦庵，别号紫阳夫子。祖籍徽州婺源(今属江西)，生于福建尤溪县。公元1190年，朱熹于花甲之年，在漳州任知事一年。他兴办学校，提倡儒学，创办书院，施德明教化之事。据《漳州府志》载：“……一以道德正大行之，人心肃然以定……民无夜警，外户不闭。”这说明朱熹在漳州的政绩和口碑都非常好。他在任期间，民心安定、民风和谐。由于社会风气良好，夜晚门户敞开也安然无事。朱熹于宋光宗绍熙二年(1191年)离任。他离开漳州后，漳州的父老在芝山的南面建了朱子祠，以颂扬朱熹的德政。朱熹在任时颁谕的礼教，漳州人都当成金科玉律遵守着，并代代相传教育子孙后代。由于朱熹的礼仪教化，漳州从一个不识礼教的凡俗之地，而逐渐成为“礼义之邦”和“海滨邹鲁”。“地位清高，日月每从肩上过；门庭开豁，江山常在掌中看”。这是朱熹在漳州当一年知府期间，题在白云岩书院的一副很有名的对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后来这副对联曾在2011年被温家宝总理引用，在座谈会上告诫党员干部要站得高看得远，要有境界和追求。
(三)求见朱熹
前面说到林宗臣赠送《近思录》，陈淳日夜勤读，手不离卷。他越读越觉得《近思录》精妙无比、余味无穷。之后，陈淳意犹未足，四处找来许多朱熹的著作，吟哦诵咏，如痴如醉。对朱熹的仰慕之情，溢于言表，恨不得马上见到朱熹，得以当面请教。陈淳的梦想终于在宋光宗绍熙元年(1190年)实现了，这一年朱熹来到漳州任知府。冬至那天，怀着十年仰慕的虔诚之心，陈淳带了《自警诗》求见朱熹。果然，两人交谈甚欢，相见恨晚。陈淳在这一天正式成为朱熹的学生，朱熹心里非常高兴，多次对人讲：“我到南方来，得到陈淳这么好的学生，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啊！”从此，他指导陈淳读书思考，并鼓励陈淳读书时对问题要“穷根究原”。就是说对任何道理必须从根源处去探究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陈淳自此谨遵师训，学习上更注重探究和辨析，写了一系列“寻根原来处”的文章。如《孝根原》、《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》、《事物根原》等，详细地阐述了当时封建人伦关系准则的由来。由此可见，陈淳的理学根源来自日常生活，也根植于日常生活之中。自从拜见朱熹之后，陈淳从此尽弃科举之念，专攻理学。他还在家乡开设私塾办学，自编《训蒙雅言》、《启蒙初诵》等教材，深入浅出，琅琅上口。由此普及师门的理学常识，弘扬老师的理学精神。(六)考亭寻师朱熹在漳州的一年间，陈淳经常去拜访老师，把自己学习和思考的一些心得体会向老师汇报、请教。当白天的公务完成之后，朱熹也常在夜晚独自到陈淳家中，或交流读书心得，或畅饮长谈，或向陈淳索要字画……他们之间的情谊亦师亦友，演绎了许多至今仍广为流传的故事。1191年初，朱熹因为爱子生病去世而离开漳州，后来到闽北的建阳考亭等地讲学。1199年11月，陈淳前往建阳考亭拜谒老师。与陈淳同行的还有朱子门人李唐咨。李唐咨是陈淳的岳父，龙文崎岭村人。朱熹在考亭的沧洲精舍接待了他们，陈淳将这十年来学习所得向朱熹做了详细的汇报。当时，朱熹虽已卧病在床，但见到这个勤学的高徒学问日益精进，内心非常高兴。他对陈淳说：“像你所学的已见本原，所差的是下学工夫而已。”他所说的“下学功夫”，指的是从学习人情事理，进而认识自然的法则，这说明他对陈淳的期望和要求，已经上升到另一层境界。告别老师回漳州后，陈淳痛下决心克服偏差，认真观察自然的变化和规律，思考和寻找人情事理与自然水乳交融的法则，终于达到义理贯通的境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