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论陈淳理学思想的特色及其影响

陈淳，字安卿，号北溪，学者称北溪先生，福建龙溪(今漳州)人。陈淳是朱熹晚年高足，全祖望《宋元学案·序录》说朱熹“沧洲诸子，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。其卫师门甚力，多所发明。然亦操异同之见而失之过者。”全祖望这段论述，扼要地阐明了陈淳在朱熹学派中的地位，颇为中肯。由于陈淳在朱子学中的重要地位，历来颇受学者重视，在有关论著或文章中对其生平及思想多有论述。近年来又有学者著书对其理学理想的渊源、形成过程及思想体系作了较深入的探讨，这对陈淳理学思想研究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但是，综观现有研究成果，少有专文论及陈淳理学思想的特色及其影响，鉴于此，本文拟就此论题作一初步探讨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　　一、理学思想发展的阶段性

　　陈淳理学思想有一个萌芽、形成、发展充实的过程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。

　　陈淳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(公元1153年)，卒于宁宗嘉定十年(公元1217年)，享年64岁。他一生未中科举，亦未做官，长期从事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，故有学者称：“从朱子门人到朱子传人，是陈淳学行演进的历史主线和逻辑脉络。”^[1]

　　陈淳出生于淳朴、本分的农家，自然，他的父母也希望他走一条“学而优则仕”的道路，但陈淳自幼即和一般士子不大一样。据说他“禀姿无华，识性颖悟”，^[2]“生有淑质，幼而颖悟。少长，趣识已端高，为学务实，以同于凡俗为耻。”^[3]“少习举子业，嗜学精勤，趣向不凡。”^[4]可见陈淳自少年时代起，其人其学已不同于凡人。尤其是陈淳在“习举业”的过程中，颇受当时漳州学风和硕儒的影响。时出自漳浦的高登及门人在漳州形成了所谓“高东溪学派”，^[5]陈淳即受该学派的影响。据说，高登门人林宗臣对理学一向关注，对朱熹的学问也很赞赏，他曾对“习举业”的陈淳说过：圣贤大业不在于斯，并以朱熹等人所编《近思录》授之。由于林宗臣的指引，陈淳始知朱熹其人及其所编《近思录》，“安卿卒为儒宗，实夫启之也。”^[6]可见，林宗臣的确是陈淳儒学生涯最早的一位引路人。

　　阅读《近思录》后的陈淳，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。自此，他即以朱子学为其学问追求的目标。这正如他日后在回忆中所说：“初不识圣贤门户为何如，年至二十有二矣，得先生所集《近思录》读之，始知有濂溪、有明道、有伊川，为近世大儒，而于今有先生。”^[7]通过对《近思录》的研读，陈淳对儒学引发了更多更浓的兴趣，“自是稍稍访寻其书，一二年、三四年，又得《语孟精义》、《河南遗书》及《文集》、《(伊川)易传》、《通书》与夫(朱)先生所著定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太极》、《西铬》等传，吟哦讽诵，反诸身，验诸心，于是始慨然敬叹当时师友渊源之盛，抽关启钥如此之至。”^[8]但是，由于“家穷空甚”，陈淳不得不开始了自己的训童生涯，一边教授蒙童，获取生活之资，一边钻研理学，从精神思想上追宗“孔孟周程”乃至朱子之道。

　　从上可见，陈淳在早年求学过程中，由于受当时漳州学风及“高东溪学派”中人的影响，其学业进路已大体确定，但他的理学思想此时还未成形，仍处于萌生状态中。

　　之后，陈淳两次从学于朱子，第一次是在漳州，从绍熙元年庚戌(1190年)十一月至次年五月；第二次是在建阳考亭，从庆元五年己末(1199年)至次年正月。陈淳两次师从朱子，虽然时间都不长，但是，这对于陈淳理学的形成和发展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。

　　光宗绍熙元年，朱熹出守漳州，陈淳“抱十年愿见而不可得之诚”，袖《自警诗》求见。而“以道学为天下宗师”、“乐育善诱”的朱熹十分高兴地接见了他，并授以“根源”二字。在此之前，陈淳对理学思想已有所探讨，但有些观点如心性论还停留在朱熹早年的观点上。此次见面交流，朱熹对他过去的学习心得表示肯定，但又认为其思想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。朱熹告诫陈淳，“凡看道理，须各穷个‘根源’来处，方见得端的，确定而不可易。首末表里，心极其透彻，不可只窥见一斑半点，便自以为足。”^[9]并勉以“上达”。陈淳时造郡斋讲论，或至夜分，朱熹以善问称之，延置学宫，表率后进。时陈淳三十二岁。朱熹罢郡去，陈淳推求所授“根源”，析为《问卷》，书求印证。朱熹予以批答，誉为“看得甚精密”。^[10]在写给黄幹的信中，朱熹更赞誉道“书来，知甚长进，可喜。近得漳州陈淳书，亦甚进也。今老病无他念，只得朋友多见得此道理，即异时必须有立得住者，万一其庶几耳。”^[11]朱熹衷心希望他的学生们能有大的长进，能承担起传道的重任，而陈淳与黄幹似乎更应成为中坚。故此，朱熹贻书李唐咨，说：“区区南官，喜为吾道得此人尔。”邱汉生先生认为，此“与杨时离开程颢南归，程颢目送之曰‘吾道南矣’同一旨趣。”^[12]

　　另一次从学朱子是在其晚年。宁宗庆元五年冬，陈淳再谒朱熹于考亭。时朱熹已寝疾，“延至卧内，叩以十年之别，有甚大头项工夫？”陈淳缕缕开陈，说：“数年来，见得日用间大事小事分明，件件都是天理流行，无一事不是合做底，更不容挨推闪避。撞着这事，以理断定，便小心尽力做到尾去。两三番后，此心磨刮出来，便渐渐坚定。”^[13]陈淳觉得多年以来，经过以理裁断，几番磨刮，自己的思想境界已有了大提升，“见面前只是理，觉如水到船浮，不至有甚悭涩”。^[14]对于陈淳积数年之久而形成的高论，朱熹非但没有给予高度的评价，反而感到非常忧虑，认为这样泛说当然容易，只怕会产生究心天理、空无顿放之弊端。因此，朱熹告诫陈淳：“所欠者惟当大专致其‘下学’之功尔。”此次见面交谈至正月，陈淳即告归，三月后，朱熹病逝。

　　考亭之行后，陈淳的致思趋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陈淳的门人陈沂说：“(陈)先生追思严训，痛自裁抑，一扫平日立定大底意见，平心下气，悉力探讨，于书无所不读，于事无所不格。凡千条万绪分合出入，实是实非易惑难辨者，无不毫分缕析，各有以诣其极而无余，故其真积之久，浑然不见其本末精粗之间，此先生再见文公而深有得也。”^[15]陈沂的看法颇为中肯。例如读书，庆元六年(1200年)春，陈淳从考亭返回漳州，带回了朱熹的《易本义》，他研读再三，撰写了《易本义大旨》、《原画》、《原辞》、《四象数说》、《先天图说》、《河图洛书说》等文，对朱熹思想进行了发挥，其理学思想更加完善和深入。

　　朱熹去逝之后十七年，即宁宗嘉定十七年(公元1217年)，陈淳至临安应试归回途中，应郑之悌邀请，在严陵讲学。在严陵讲学期间，为传播朱子学，陈淳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活动：一是在严陵郡庠为学生讲授朱子学的基本思想，这些讲学的内容，后来被统称为《严陵讲义》；二是通过私下座谈或书信往来的方式，针对信奉朱子学和深为陆学熏陶的学子深入讨论理学与禅学诸问题，《与郑行之》、《与邵生甲》、《与王生震》等是其代表作；三是发起并协助严陵郡守刊刻朱子学的基本著作，包括《朱子家礼》、朱子所辑《小学》、朱子《大学章句》等。

　　陈淳此行之后，声望日高。嘉定戌辰(1208年)、辛末(1211)他两次至临安应试，影响并不大。而当他戌寅(1218年)再到临安的时候，“朝士稍稍闻知，又多遣子弟听讲，至相挽留依恋，几不得脱身归者。”^[16]其讲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。此时陈淳已步入了晚年，其活动的特点在于频繁的讲学。通过讲学培养了一大批朱子学者，形成了朱子学的“北溪学派”。他们由“北溪之流，溯紫阳之源”，主要在漳泉一带传播朱子学，陈淳因此而成为朱子身后的重要传人，他的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的阐发，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